为雇工的伤病、家庭福利支付一部分钱。
朝廷则以减税为报。
这般一来，百姓便觉出不同。
从前，朝廷是收税的，是征役的，是遥远的「官府」。
如今，它通过雇主，让人在病时，能得一份接济。
这钱虽微薄，却是个凭证。
这说明，任何一个普通的百姓，不再只是完粮纳税的「丁口」，而是被记著一份「帐」的「国民」。国民福利，不是白来的饼。它是契约。
你出力建设这个国，国便在你力竭时，托你一把。
这托一把，便是认同的开始。
苏松的织工、景德镇的窑工、九江的船匠，他们领了这钱，便知自己与这片土地、这个朝廷，有了实在的牵连。
这便是国族意识的萌芽一一利益攸关，休戚与共。
更重要的，是「人民」二字，从此有了分量。
福利体系，让「人民」从模糊的众生，变成一个个有记录，可计量，被承诺的个体。
朝廷的帐簿上，不再只有田亩和丁口，还有谁家坊主，为多少雇工缴了「保银」。
这便是人民主体性的证明一一你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者，你是这国家运转里，一个被承认、被计算的环节。
当然，建立全民福利体系，这对于如今的大明还是太超前了。
路还很长。吴县只是一点星火。
但苏泽知道，方向已现。
从「役折银」到「雇主担责」，再到未来可能的伤病之保，每一步，都是在把「国」与「民」，用实实在在的利害，紧紧捆在一起。
这便是近代国家！
无论什么体制，迈向近代的标志，就是国家从少数特权阶层手里，过渡到更广大的人民手里。政治从少数精英关心的事情，变成了全民都关心讨论的事情。
百姓从被统治者，变为国家的一份子，国家民族概念不再是虚幻的口号，而是和所有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国民待遇和社会福利。
那这样的大明，才算是真正进入近现代国家之列。
等到了那时候，谁要是想开历史倒车，整个大明的普通百姓都不答应。
苏泽再看介休的密报，又有不一样的想法。
某种意义上说，这介休县令也是一个「人才」。
这介休县令，为了完成折役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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