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时候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够沉稳，不知庄重。尤其是在大汉当下，而这种求『稳』求『重』的社会风气，是整体汉代人，尤其是士族子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经意的表现出来，并且带有普遍意义的言行作风。
大汉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么『稳重』，曾经的他也一度意气风发，这种属于社会心理状态和群体意志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表现在文化面貌上，但是根子却在『以经治国』上。
西汉封建大一统重新建立之后，整个社会充满一种积极进取的『锐气』，甚至是有些类似于轻急、狂放的风气，这自然不是很好，但是表现出一定的朝气来。
而汉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大约始于两汉交汇之际。西汉之时扬雄的《法言》有『修身』篇，其中明确地陈述了取『重』去『轻』的原则，『取四重，去四轻』，『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提出所谓『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因为汉武帝的关系，酷吏这种为政急切的人越发不受待见，再加上因为各种相互矛盾的国家法律地方条规越来越多，甚至号称『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以至于到了西汉末年，『人轻犯法，吏易杀人』，更是让西汉民众苦不堪言……
然后便有了王莽这个更加『急切』的同志。
东汉刘秀执政之后，便是一扫前弊，不仅是在对他自己生活上严谨，『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勤约之风，行于上下』，而且对于臣子也是如此要求，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僳僳，日慎一日』，算是封建王朝之中，少有的几个能和功臣走到最后的皇帝了。
只是可惜……
后来东汉走歪了。
当下，像是祢衡那样的狂士，即便是不死于黄祖刀下，也不见得会受到所有人欢迎。如同祢衡一般的狂士，在清流在野士族之处，当然是要名声有名声，要酒宴有酒宴，可是到了执政者面前的时候，也就是剩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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