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自负薄能，还请各位贤才共议才是！』
听闻种劼如此说，韦端不仅有些意外。
韦端一直表示说这是种劼的功劳，自然也有些居心不良。
一则无非是祸水东引，既然是种劼提出来的，那么恶人自然是种劼来做，若是有人因此怨恨不能得到庇护，那么就是种劼的过错。
另外一个方面则是确实如种劼所言，种劼他个人的资望确实不高，所以即便是得到了这个『十恶』之名，也不见得其名望会有多少的提升，更何况难免时流的言语攻讦，是好事是坏事还不确定。
『种君出身名门，品格自具，又能恬淡自守。单单这几桩，已经超过在朝具位庸臣良多，实不必过谦。』韦端笑了笑，然后话锋一转，『如今还有一惑，这「有罪先请」之律，不知种君可有指教？』
『有罪先请』，是出自《宽吏罪诏》，其中表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缓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
既然种劼提出了『十恶』论，若是韦端继续唯唯诺诺，不敢正面棘手问题，那么就会显得韦端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担当的勇气，那么参律院的未来走向，有可能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韦端见种劼已经开了这个头，自然也就豁出去，一举把最为重要的问题抛出来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汉代的律法已经基本上从法家转成了儒家。
所谓『亲亲相护』、『有罪先请』，乃至于『春秋决狱』等等，都是儒家的律法。甚至因此影响到了后世，拿着一本经文登堂宣判的，并不是只有后世的色目人才干的事情。
儒家子弟当官，一手拿着经文，一手拿着节仗，经文怎么解释他说了算，如何判决也是他说了算，起初还能维持本心，但是大多数人都难敌贪欲，最终越混越不成样子。
最开始提出以儒家代替法家的律法的，便是董仲舒。
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董仲舒也用儒家经典，解决了一些疑难案件。
比如说某个人的小孩因为见到了其父亲受到他人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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