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递给了诸葛亮，示意他看一看中间被斐潜加了重点的句子……
诸葛亮接过了书卷，然后轻声诵读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汉书？』诸葛亮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问道，『主公之意是……』
斐潜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站了起来，在一旁的革囊之中翻了起来，片刻之后拿出了另外一卷书简，翻开了之后寻找了片刻，然后笑了笑，指着其中一段，让诸葛亮看。
『……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诸葛亮念完，然后又看了一眼之前的汉书之中的句子，再回头看一眼斐潜之后翻出的书简，眉头微微皱起。
一个是『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另外一个是『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明明是同一个时期的描述，但是两者相差甚远，一个是似乎天下太平美轮美奂，一个则是步步杀机谋略安危……
一个是班固写的汉书，一个是司马迁写的史记。
那么，问题就来了，班固为何要这么写？
因为班固说之前司马迁写的是『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所以觉得不妥，要重新写汉史。《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两个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分歧，就是就是『圣人』。
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班固则是相反，言必有德，文当有仁，出处便是言圣人……
而文景之时的事实，则是应该更贴近于司马迁所写的内容，凶险，权谋，稍有不慎便是安危互易，七国之人也没有什么『醇厚』，平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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