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作为报酬来换取劳动者的产品和无偿的服务。
当一个私人通过出租土地的方式来让成千上万的农民为他无偿服务，在国家眼里这个人也就拥有了等同于国家的权力，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不合法的封君。
这个封君撇开国家，获得了对大批劳动者的直接控制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外，掌握了超越自己政治等级的权力，在原有的两级政治体系里插入了一个非法的中间环节，这就是两汉时期不断打击豪强大族和庄园经济的政治逻辑。
于是在两汉时期产生了一种悖论，两汉中央政府一方面以二十级军功爵授田和以人头税为主，土地税为辅的税赋体制不断地制造失地农民，迫使其不得不沦为豪强地主的租客。另一方面又拼命的打击豪强和庄园经济，禁止其占有大批土地和失地农民。
在这种悖论之下，农民即不能安稳的当自耕农，也无法安稳的给豪强地主当租客，最终只能被迫逃亡，沦为流民。这种以制度性矛盾而产生的流民潮就这样形成了，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北方的黄巾、南方的山越，便是这一悖论的结果。
蔡不疑觉得只要国家不多管闲事，这些失地农民来他庄子里当租客便好了，虽然要缴纳一半田租，但比那些被劳役兵役口赋算赋弄得焦头烂额的自耕农还是要强多了，自然流民问题就解决了；在赵延年看来，不是你们这些豪强地主大肆兼并，欺压良民，那些小民也不至于跑到山里去当山越。从某种意义上讲，蔡不疑和赵延年他们两人其实都没错，错的是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秦汉第一帝国体系。
当然，魏聪并不知道蔡不疑与赵延年的这场争论。此时的他已经从刚刚战胜强敌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巨大的疲劳一下子淹没了他。他只觉得自己的眼皮正在向下坠，。就好像挂上了两个铅块。旁边的王寿是个有眼色的，立刻对旁人喝道：“阿葛，你带来的羊皮呢？快拿来铺开，伺候郎君歇息！”
“诶！”王葛应了声，赶快将皮褥子铺在石头后避风处被火堆烤热的地上，王寿小心的检查了下，又将旁边的柴灰扫开了些，这才扯了扯魏聪的衣袖，先指了指地上的羊皮褥子，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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