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腐朽：“明之中叶，边防堕，经费乏。当时任事之臣，能留意于此者鲜矣”。
高拱也清楚地认识到：“方今时事，内则吏治之不修，外则诸边之不靖”他一直留心时弊，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厘正计划。
嘉靖四十五年，高拱在入阁前就完成了一篇《挽颓习以崇圣治疏》，总结二十几年来他体验和观察到的当世之时所存八大流弊：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委、党比、苟且、浮言，还提出了针对八弊的改革方案，言“舞文无赦、贪婪无赦、崇忠厚、奖公直、核课程、公用舍、审功罪、核事实”，简称《除八弊疏》。
这份奏章并未上呈给嘉靖皇帝，但却在内阁阁臣中流传，成为隆庆年间内阁实施改革的施政纲领。
嘉靖末年吏治腐朽，选官选拔多是遵循资历而非实际才能，官吏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现象屡见不鲜，贪秽成风，上下不通达。
高拱当初和张居正最大的分歧就在于，两人虽然都知道吏治需要整顿，可轻重不一。
高拱认为要加强对吏部铨选之责的监督，只有选出好官才能恢复天下清名。
而张居正则觉得他是理想主义，很难实现，既如此还不如直接针对百姓苦难颁布有针对性的政策，缓解百姓的疾苦。
特别是高拱提出解决人才的办法，张居正是绝对不能认同的，即便那个时候他们俩管理着国子监。
高拱认为“必以进士、举人相间选除，杂流、迁谪姑不必用”。
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基本上就能缓解张居正担心人材匮乏的难题。
在具体的官员任用问题上，高拱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认定“人各有所长，以所长治所事，则人既得展其能，事亦可底于绩”。
还有其他选人用人之想法，大多对官宦之家不利。
这些借助家庭权势做官的豪贵子弟占据官场资源，很多是庸碌或纨绔的无能之徒，高拱就认为“有才不用，与无才同；用不当才，与不用同”。
而且高拱坚持“在其位谋其政”的理念：“国家用人，欲其修政，而非徒豢以禄也”，因此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每一个官员的价值，并不拘泥岗位。
只不过，这一切都在他被满朝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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