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一百万之费分十五万之军，每名约得六两，于银不为不多，而此六两籴米仅一石五斗耳。纵是富人，亦未免抱金饿死矣！”
比军士更惨的是辽民，他们不但同样受到输入性通胀的冲击，生计困难，还要受到饿急了的军士的劫掠，为了活命，富人逃往关内，或由海路逃入山东半岛，中等人家或逃入辽海诸岛，或逃入朝鲜。
而穷人，只能坐而待毙，或干脆投入后金，为建奴牛马，以苟全性命。
在袁崇焕之前就有人主张“辽人守辽土”，以此来减轻朝廷的负担，但熟知辽事的熊廷弼针对辽人迫于生计大量逃往的状况尖锐地反问：“为以辽守辽之说甚美听，而辽人余几？”
大明摇摆的辽东政策始终让自己处于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尴尬境地，一加再加的辽饷不但害苦了辽民，也催生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流民暴乱。
大明每年竭力将白银输往关外苦苦支撑，使得辽东像一个吸取白银的黑洞，源源不断地将大明从大航海时代中获得的生命力吸收殆尽，最后逐渐萎缩凋敝。
“所以，应对辽东粮贵银贱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海路将南方的粮食大规模地输入进来，而不是一味地将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弄过来。”
1632年9月28日，当看到两艘满载南方稻米的福船驶入哭娘岛（今海洋岛）那座略显简陋的码头时，正要准备乘船返回旅顺的尚可喜当即向钟明辉表示要先行购买三千石粮食，以供其东江镇官兵食用。
尽管朝廷拨付了东江镇所积欠的七个多月军饷，漂没仅为四成左右，使得该笔款项总额高达八万六千多两。
但这些粮饷发下来的大部分皆为白银，本色的米、麦、黍、粟、豆等粮食占比不到四成。
在这种情势下，苦逼的东江镇不得不想方设法用这笔银子去购买官兵所需的粮秣、布帛以及其他各类生活物资。
以这个时期辽东的粮价来计，米一石为10-12两，麦为6-8两，粟为4-5两，东江镇所发的八万余两的饷银仅能购买八千多石米、或一万二千多石麦、或一万七千石粟。
这些粮食哪里够辖下数万官兵所食用，更遑论多达二十余万境内辽民。
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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