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大部分瞒报官员的心态。
雍正朝山西巡抚德音便刻意隐瞒旱灾，因为德音担心如实上报的话会暴露其前期水利失修责任。
安徽旱灾去年就显苗头，结果发展到如今的重灾，朱珪作为巡抚肯定是难辞其咎的，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万一老太爷动怒，哪怕朱珪是他留给儿子的重臣，估计也会被革职查办。
第二可能是朱珪也被下面蒙蔽了，毕竟朱珪这个巡抚不可能到处实地查看灾情，其判断依据就是地方报告和麾下技术小吏们的奏禀，如此判断失误也很正常。
前云南巡抚杨应琚就将大旱误判为“局部欠收”，反奏“丰收祥瑞”，待灾民饿殍遍野云省一省死了几十万人才知酿成大祸。
而导致杨应琚误判原因就是下面官员都在谎报。
明明减产说是增产，明明大旱说是风调雨顺，明明饿死无数人却说地方安宁.
一桩桩谎报汇集到主导一省的巡抚手中，结果自然就是天灾加人祸。
没办法，这个时代缺乏科学勘灾手段，再清廉的官员也得依赖胥吏汇报，没人汇报整天在省城里办公的巡抚大人当然不知。
何况下面人刻意瞒报谎报呢。
即便朱珪与自己不对付，赵安也不以恶意揣度朱珪，觉得朱珪之所以瞒报应是被蒙蔽原因。
第三个因素则是灾情上报会影响官员政绩。
清朝有个奇怪的制度，官员如实上报灾情朝廷会给予免税，但当事官员则会因为灾免赋税一事判为没有完成钱粮征收任务，吏部考绩定下等，仕途基本完蛋。
挺荒唐的一个制度。
如实上报定你为下等，不如实上报横征暴敛完成催收任务，则能被判为优等。
两相一对比，肯定不老实上报了。
雍正朝田文镜揭发山西灾情瞒报后，该省官员便遭集体贬黜，可见这个荒唐制度对官员有很大影响。
否则何以一省官员都在瞒报。
不论朱珪是故意瞒报还是被下面蒙蔽，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救灾，赵安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跟朱珪搞“府院之争”。
什么时候都能斗，这个时候斗不得。
朱珪眼下在颍州指导就灾，先前赵安拟定救灾条例章程时，便要求安庆、徽州等地官员接到巡抚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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