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结束了之前在家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真正的军政要务还插不上手，但每天也会带回不少文史图籍进行整理编撰。
张岱走进来时，老头儿还在伏案书写，他便走到案旁去帮忙整理已经写好的文稿，将上面的内容略作打量，发现是在整理先天年间以来朝廷发授给诸边蛮夷酋首君主的诏书敕命。
张说的边事策略虽然略异于姚宋，但本质上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并不主张主动对外挑起大规模的战事。
在确保本身边防充实、拥有足够应变能力的情况下，主要采取羁縻纵横的外交手段去处置汉夷关系，直接的军事手段则只作为辅助。
张说的这种主张，也难说是个人的风格，更多的是时代的特征。大唐立国以来，也曾经历过短暂的卧薪尝胆，但很快便展开了全面对外开拓的步伐，一系列东征西讨的战事，奠定了区域霸主不可撼动的地位。
可是时间来到高宗年间，大非川、承风岭两次与吐蕃作战遭遇大败且损失惨重，让大唐君臣都开始有所反思。
所以高宗后期到武周年间，许多的政治人物都不热衷于边功。
武周名臣狄仁杰，开元前期的姚崇、宋璟，以及稍往后的张说等人，尽管他们各自本身还有出将入相的经历，各自才能也都是文武兼备，但是讲到对外战事的时候，都是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
宋璟甚至以不赏边功的态度，来打压边将尚武逐功的风气抬头。
尽管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这一时期的大唐仍然涌现出了唐休璟、张仁愿、娄师德、郭元振等一系列的边事人才。
但是到了开元天宝年间，一方面是朝廷上层尚武开边的风气大盛，诸边战事也都战果辉煌，另一方面就是汉人军事人才的缺席，到了天宝后期甚至已经是无胡则不能成军。
安禄山、哥舒翰这一对胡虏双子星崛起速度之快，更是令人咂舌。焚汉之膏腴，成胡之威名。
这其实也是“以夷制夷”这一战略思想的延伸，只是走的太远了，已经走到丧心病狂、理智泯灭的程度！
以夷制夷那是指的在自身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前提下，通过更加省力的方式手段来处理边事问题。
可是到了天宝年间，原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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