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的注经，也是受这种风潮的影响，进而把它提炼到理论的高度。
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按照晋人自己的理解，都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他们自己都知道，只认母亲不认父亲，是禽兽的行为；过于抬举母亲的地位，意味着已经开始向禽兽的方向滑落了。
这固然比禽兽不如好一点，但好的也有限。如果是那种原始愚昧的蛮族，倒是好理解。但对于拥有过辉煌成果的塞里斯文明来说，这显然就是一种倒退。
而魏晋之后，这种倒退的影响也没有消失，还进一步地扩大，对成文法律产生了影响。
古代塞里斯的法学家，对于杀母为父报仇的话题，同样持回避的态度。
从汉朝的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孔季彦虽然做出了系统的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引发了更大争议，还不如不解释。而汉武帝的政治敏感性，就比他高了很多，直接避开了话题中最困难的部分，就事论事，用各方都能满意的手段迅速解决了问题。所以，后世的法典和书籍，普遍把汉武帝的判例当做标准。
但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其他的漏洞，就是举报的问题。
按照当时的法律，父母犯罪，子女也不应该检举。比如父亲杀死母亲，子女检举的话，父亲必死无疑，等于间接杀死了父亲。这就和孝道冲突了，因此需要禁止。如果母亲杀死父亲，也是同理。
这个规定，同样是从头到尾就充满了矛盾。
首先，家族和国家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听谁的？父母犯罪是否检举，说白了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检举，是对双亲不利，是不孝；但不检举，就是纵容别人破坏法律，而法律背后是朝廷的整体利益，也是皇帝的权威所在。不检举的话，就是不忠、不敬，同样也是个大问题。
其中的原因，当然也并不难理解。
郭康还记得，有次，史惠贞找狄奥多拉抱怨，说为什么家族的长辈有这么大的权力。狄奥多拉认为郭康最了解这些问题，就让她找郭康问。
郭康当时想了想，就告诉她，这是因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塞里斯和罗马，都还有浓厚的封建遗存，只能算是“半官僚国家”。
虽然在官府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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