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强调“爱”；道明会修士们注重“光”这个概念，于是继续开始关于光是神圣知识的重要媒介的研讨；耶稣会则是教会为了改革而设立的，于是耶稣会士们便据此提出，灯突然灭了，是不是代表可以从此取消晚祷……
这是，教堂所在的本堂神父来了。看到灯坏了，他无视了其他人的讨论，找出工具箱，搬来梯子，把坏掉的灯泡换了。
各个修会的教士，各有各的神学理论和价值观取向，但对于各地的基层神职人员来说，履行公共职能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部分。而这些人，才是教会真正的根基。
欧洲人日常遇到的各种问题，有很多也需要宗教来帮忙——天父天兄虽然不管这么细，但教会确是实实在在存在于各处，可以给民间提供各种服务的。所以，宗教反而要比较“踏实”，教会也会反对那些过于离谱、会影响和破坏社会运行的民间信仰，将其斥为“迷信”，要求教士们教化信众，与这些落后的迷信行为作斗争。
作为最强势的教宗之一，英诺森三世就曾经下达命令，要求教士们必须接受逻辑学教育。这样，能把教义给人讲清楚，不至于前言不搭后语，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不过，到了郭康那个时候，科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已经能够帮忙做很多事情，取代宗教的不少职能了。因此，剩余的宗教这部分，就失去了脚踏实地做事的需求，开始完全放飞自我，反而比中世纪还“迷信”。
在郭康看来，这种工业社会保护下，出现的各种“神人”，可以算是一种宗教巨婴了。他们的表现，当然也就极为离谱，“上限”非常之高，放在此时的欧洲，都足够让教会吓一跳。
把他听说的这些，拿来和教会里的人交流，都能让其他人颇为惊奇，觉得他这边的“神人”和这些人做出的设定，也够神奇的，足够用来交换段子了……
至于宗教影响力的变化，在他看来，这主要还不是科学本身的功劳，而是教育的功劳：社会已经形成了更加完善、更加细分的人员培训体系，不再和中世纪欧洲一样，因为知识分子数量太少，导致各种事情都得教士们去做；也不再和古代一样，甚至需要通过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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