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时开矿，官府定额开采，后来却使一州百姓深受其害的事。
因为土地所产有限，上层矿产容易采掘，可百姓每年交多少税却有定额，等易开采的被采完，地方官贪功而不为百姓上书，这部分税就要从其他地方补全，以至敲骨吸髓，朝廷就算有恤民之心，也没办法知道。
所以要引以为戒，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
有这个指导思想，明朝自太祖皇帝起，其后皇帝对开矿这件事都非常谨慎，认为给官府带来的利益不大，而对百姓的损害又非常多，所以不能开。
不过朝中也一直有反对者，每代都有主张开矿的官员，各地也一直有私自采矿的现象，通常主体为卫所军官控制囚犯、蛮人开矿，渐渐演变为叛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万历朝，开了矿税矿监，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间，花了八年时间，费了十几万两成本，征了十一万两进内库，乱了全国。
刘承宗对开矿很上心，本质上是个‘元人不暇自哀，而朱元璋哀之；朱元璋哀之后人不鉴之，亦使刘承宗复哀朱元璋后人也’的故事。
矿产似乎是个百分百盈利的事业，但其实并非如此。
即使在他记忆里那个时代，道路、运输、开采都非常发达，开矿仍有可能赔本，更不必说他这个时代的生产技术相对低下，哪怕简单从刘九思的预算来看，这座日月山铁厂，也是实打实的赔本买卖。
生铁熟铁十二万斤，市价不过四千两上下，需要花费的成本却远超这个数目。
但矿产成本又不能这么简单的计算，尤其涉及军事，如果在俱尔湾建起兵工厂，形成配套产业，原材料的价值就能大大提高。
就不说贩卖抬枪重炮，当然如果他愿意，一门铸铁炮有多重就卖多少两，想必瓦剌的蒙古台吉们都会很愿意过来采购。
哪怕只是做成大铁锅，照样能卖出天价。
不过再扩大生产这件事上，刘承宗确实考虑的是成本问题。
他问道：“日月山七部的百姓，能否招募他们为民夫学徒？”
上天猴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可能，他们信山神，尤其反对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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