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憋着笑，有人交头接耳，几个女同志捂着嘴，眼睛弯成了月牙。
王主任站在原地。
金丝边眼镜上落满了雪花，他忘了擦。嘴角那点笑意凝固在脸上，像一面精心粉刷的墙被人在上面胡乱泼了一桶水，斑斑驳驳地往下淌。
他手里还攥着那束玫瑰花——红艳艳的，在漫天的白雪里扎眼得很。
太打脸了，不但让人骂了“傻逼”，更让他恼火的是竟被人无视了，那个穷得恨不得兜里都掏不出两个钢镚的穷鬼，这个梁子结下了。
他甩手把玫瑰花扔在地上，转身大步走向路边一辆深蓝色的蓝鸟王，皮鞋踩在雪地上，不再是来时的从容不迫，而是一步一个深深的印子，带着一股子压不住的恼火。
车门“砰”地一声关上，震得车顶的雪簌簌往下掉。引擎轰鸣了一下，蓝鸟王缓缓驶出路边，很快消失在漫天的大雪和渐浓的暮色里。
报社门口人群渐渐散了，只有那束玫瑰花孤零零地躺在路边，红得有点狼狈，像一场精心排练了许久的戏，唱到最关键的念白处，台下却一个人也没有了。
回到家后，王主任并没有立刻下车，他摘下金丝边眼镜，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块麂皮布慢慢擦拭着镜片。这个动作他做过无数次，每一次都从容不迫，像他做任何事情一样——物资局计划处的位置不是谁都能坐的，三十五岁坐到这个位子，整个系统里掰着手指头也数得过来。
父亲退休前是市计委的副主任，虽然退了，但门生故旧遍布全省工业系统。他从小就知道，有些东西不需要争，等，就能等到。就像这辆蓝鸟王，别人排队排两年都拿不到的指标，他一个电话半个月就上了牌。
他把眼镜重新戴上，视野清晰了，却觉得心里堵得慌。他想起第一次见到刘南的情景——那是半年前，她去物资局采访，正好撞见他给一个哭天抹泪的厂长讲钢材指标的事。她站在门口等了十分钟，等他处理完了才进来，递上一张工作证，语气不卑不亢：“王处长，我是报社的刘南，想约您做个专访。”
他抬起头，看见一双很干净的眼睛。
不是那种少女的天真，而是一种见过世面之后的沉静。她穿着一件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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