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递过来。缸子里盛着半下温热的糖水，浮着几粒泡得饱满的红枣，水面映着天光，晃晃悠悠。
“刚熬的。”他说，“补气。”
我没接。水田倒映着云影，也映出他微微绷紧的下颌线。风掠过水面，吹乱他额前一缕碎发。我忽然想起昨夜听隔壁婶子闲话：陈技术员是城里下放来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自己念过两年工学院，因家里成分问题，毕业就分来了这山坳坳。没人敢跟他多说话，怕沾了晦气。
可他递糖水的手，稳得很。
我终于伸手接过，指尖碰到他指节，微糙，带着薄汗的暖意。他没缩回手，反而顺势从我手里抽走一把洗好的秧苗，蹲下来，把秧苗根部在清水里轻轻抖落泥沙，动作熟稔得不像个城里人。
“你手劲太大。”他说，“秧苗嫩，抖狠了伤根。”
我盯着他低垂的眼睫，浓而密，投下一小片阴影，盖住了眼底的光。他左手无名指根部，有一圈极淡的白痕，像是常年戴过什么，又摘下了很久。
那天之后，他常来田埂上。
不是空手。有时是一小包炒豆子，纸包得整整齐齐，豆皮焦脆，咬开是粉糯的甜香；有时是几颗水果糖，玻璃纸裹着，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似的光；最多的是书——《作物栽培学》《土壤肥料学》，书页边角卷曲，批注密密麻麻，字迹清峻，像他本人。
他从不坐，总是靠在田埂的老槐树上，看我插秧。我弯腰，水漫过小腿，泥浆裹住脚踝，他就在岸上静静看着，偶尔指点一句：“行距再宽半寸，通风好些。”或是“这垄沟挖浅了，雨季易涝。”
我不应声，只把腰弯得更低，让额前碎发垂下来，遮住自己发烫的耳根。
五月末，暴雨突至。
先是闷雷滚过山脊，接着天色骤暗，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正抢收晾在晒场上的新麦，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砸得麦粒跳起来。我慌忙去扯塑料布，可风太大，布角挣脱了竹竿，呼啦啦飞向半空，像一面绝望的旗。
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冲进雨幕。
是陈砚生。他没打伞，工装全湿透，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窄而结实的肩背线条。他一把抓住塑料布边缘，逆着风跑，雨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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