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往下淌，滴在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洇开一朵朵小小的、咸涩的花。
那之后，他再没让她独自走夜路。
哪怕后来他考上省城师范，她因眼疾辍学在家；哪怕他寒暑假回来，她已学会用竹篾编筐、用草茎打结、用指甲掐算节气；哪怕他每次递糖纸给她，她都只接一半，剩下半张攥在手心，等糖化尽了，才慢慢摊开——那半张糖纸，总被她压在炕席底下，和几粒晒干的野蔷薇种子、一张泛黄的粮票、一本缺页的《唐诗三百首》并排躺着。
她不说，但他知道。
他知道她右眼视力只剩零点二，左眼更差，看人脸要凑到半尺内才分得清眉目；知道她每到梅雨季，手腕旧伤就隐隐发麻，像有细针在皮下游走；知道她听见柴油机启动声会下意识缩肩——七岁那年，村办砖窑炸膛，气浪掀翻她家院墙，她躲在灶台下，听了一整夜金属扭曲的尖啸。
他也记得，自己第一次牵她手，是在小学毕业照那天。老师喊“一二三”，她睫毛颤得厉害，手心全是汗，他悄悄把她的手指一根根拢进自己掌心，像拢住一只受惊的雀。快门按下的瞬间，他没看镜头，只盯着她耳后一小片薄薄的、透光的皮肤。
后来他走了。
三年。
省城的信，每月一封，用蓝墨水写在横格纸上，字迹越来越瘦，越来越密，像藤蔓攀援着纸边生长。信里说教室窗外的梧桐落了几次叶，说食堂的茄子烧得比西林村的软，说他在图书馆抄完《飞鸟集》，发现最后一页夹着片银杏叶，脉络清晰得像她掌心的纹路。
她回信极少。
有时只画一幅画：田埂上两只并排的蜻蜓，翅膀透明，尾尖轻点水面；有时写一行字：“南岗田的稻子抽穗了，比去年高半寸。”
他把那些信折成纸船，放进校门口的喷泉池。纸船沉了又浮，浮了又沉，墨迹晕开，字句散成游动的蓝藻。
他没告诉她，自己退了两次婚。
第一次是县供销社主任的女儿，彩礼要三转一响，他当着媒人的面，把订婚戒指扔进村东的深井，“扑通”一声，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第二次是系里辅导员介绍的，姑娘是音乐系的，弹得一手好钢琴。他陪她听了一场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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