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凌晨四点十七分醒来的。
不是被闹钟惊醒，也不是因噩梦惊悸，而是窗缝里漏进一缕微光——极淡、极薄，像一缕未染尘的呼吸，轻轻拂过我的眼睫。我睁眼，望向东南角那扇蒙着薄雾的玻璃窗。天边尚是青灰，可那一线光已悄然游移，如银针挑开夜幕的针脚，无声无息，却不可阻挡。
我起身，赤脚踩在微凉的木地板上，走到窗边。楼下小院里，老槐树影还浓重地铺在青砖地上，可树梢已泛出一点不易察觉的柔白。我忽然想起陈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天明不是等来的，是光自己走来的。”
陈老师是我高中三年的班主任，也是我此生见过最接近“光”本身的人。
那时我十六岁，刚从县城转来市重点中学高二（3）班。不是因为成绩优异，而是因为父亲酗酒失手打伤邻居，被派出所调解后，母亲带我仓皇离开故土，投奔远房表姨。我们租住在城西老纺织厂家属区一间不足十二平米的平房里，墙皮剥落，冬冷夏潮，窗框锈蚀，每逢雨天便渗出铁腥味的水痕。我总在清晨五点起床，在公用厨房烧一壶水，灌进暖瓶，再用余热烫一把旧牙刷——那是父亲唯一留下的东西，刷毛歪斜，柄上刻着模糊的“1987”字样。
我带着这把牙刷走进教室时，总低着头。不是羞怯，是习惯性地把自己缩进壳里：校服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书包带断过两次，用黑胶布缠了又缠；月考排名贴在后墙，我的名字永远卡在倒数第七到第九之间。没人问我为什么作文总写“晾衣绳上的蓝布衫”，也没人留意我交的德育作业本上，每一页右下角都画着一枚小小的太阳——不是圆的，是八道不规则的射线，像孩子徒手撕开的光。
直到陈老师接手我们班。
她三十八岁，穿素色棉麻衬衫，袖口永远挽至小臂中段，露出一截清瘦却有力的手腕。她不戴首饰，只有一块上海牌老式机械表，表带是深褐色牛皮，边缘已磨出温润的光泽。第一次班会，她没讲纪律，没念名单，只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道德育人。
粉笔灰簌簌落在她指尖，她转身，目光扫过全班，最后停在我脸上，约莫两秒。那目光不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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