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最后的仁慈。”
“仁慈？”
“他给我两个选择。”他转回头，目光灼灼，“第一，我替他打赢这场官司，让他‘合法’脱罪，然后，他把我母亲真正的死亡报告，连同当年所有被销毁的举报证据原件，亲手交给我。第二……”他顿了顿，“我若坚持公诉到底，他会在开庭前三小时，让一名关键证人‘意外身亡’——那人，是当年蓝湾码头唯一活下来的报关员，也是唯一能指证周叙亲自验收毒品的目击者。”
我呼吸一滞。
“你威胁我。”我说。
“不。”他摇头，“我在给你一个机会，沈昭。一个用法律之外的方式，完成法律之内无法抵达的正义的机会。”
“污点证人？”我听见自己声音发紧。
他颔首：“周叙愿作污点证人。条件只有一个：不起诉他本人，不公开其供述来源，不牵连其家属。他愿意指证陈淑兰、陈砚之、以及背后真正的操盘手——临江市航运协会会长，谢秉坤。”
我猛地攥紧掌心。谢秉坤。那个总在市政协会议上发言、笑容和煦、亲手给“优秀青年检察官”颁奖的谢会长。
“他凭什么信你？”我问。
“因为他知道，我比任何人都想送谢秉坤进监狱。”林砚目光如刃，“十二年前，谢秉坤主持修订《港口货物申报管理条例》，新增一条：‘对主动披露重大违法线索者，可视情节减轻或免除处罚。’那条款，是我母亲用最后三个月生命，拖着衰竭心脏，逐字逐句修改、推动、游说，才写进草案的。可条例颁布当天，她死了。而谢秉坤，用她起草的条款，赦免了三个他亲手放进码头的毒枭。”
咖啡凉了。阳光斜切过桌面，在他手背上投下细长阴影。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他衬衫上的咖啡渍——那不是失误，是刻意为之。他在用最日常的狼狈，掩盖某种精密运转的疲惫。
“你早知道我会来。”我说。
“我知道你会查到底。”他纠正，“但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把这摊浑水，搅得更清一点。”
我没有立刻回答。
走出咖啡馆时，风很大，卷起满街梧桐落叶。我站在街口，掏出手机，拨通检察长办公室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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