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目光灼灼，“他知道你会撤诉。因为你父亲的死，让你对‘程序正义’产生根本性怀疑。你相信实体真实高于法律真实。所以当你看到监控盲区、听到精神评估缺失、发现证人失联——你不会深挖，你会选择一个最稳妥的出口：不起诉。”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他赌赢了。”林砚说，“你签了字。媒体称他‘逃过法律制裁’，公众骂你‘枉法裁判’，而陈屿，戴着假发、改了虹膜颜色、换了护照，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开了家小书店，每天给游客画素描，画得最多的是——白菊。”
我闭上眼。
父亲墓前的白菊，每年都是陈屿送的。
我以为那是愧疚。
原来那是祭奠。
祭奠一个被自己亲手杀死的哥哥，祭奠一段被权力蛀空的亲情，祭奠所有他没能守住的底线。
“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我睁开眼，声音沙哑，“是要我重新起诉？”
“不。”林砚说，“我要你成为公诉人，起诉陈屿。”
我愕然：“他不是……”
“他不是陈屿。”林砚纠正，“他是陈屿。陈屿的孪生弟弟。陈屿死后，他继承了全部身份、资产、社会关系。但他没继承哥哥的罪。那些罪，是陈屿的。而陈屿，是本案唯一幸存的直接受害人。”
我忽然明白了。
这不是翻案。
这是重构案件。
陈屿案不是“陈屿被杀案”，而是“陈屿控告陈屿涉黑、包庇、谋杀案”。死者陈屿，是被告人；生者陈屿，是被害人兼关键证人；而我，曾是那个被蒙蔽的公诉人，如今，必须成为拨乱反正的执剑者。
“证据呢？”我问。
林砚推来第二个文件袋。
里面是三份材料：
第一份，陈屿亲笔签名的《刑事控告书》，落款日期：2021年10月18日，即“死亡”后第二天。控告对象：陈屿（已故），罪名：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徇私枉法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第二份，加密U盘，内含陈屿提供的全部原始证据：银行流水、通话清单、行贿记录、青藤会成员名册、以及——我父亲坠楼前72小时的全部行程轨迹，精确到分钟。其中，10月12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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