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至于我的法律责任……”我顿了顿，声音很稳，“我认。”
走出检察院大门时，冬阳刺眼。我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再戴上时，世界清晰得令人心悸。街对面，沈砚的黑色轿车静静停着。他靠在车门边，手里捏着一支烟，没点。看见我，他抬手，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
我没回应，径直走过。
手机在包里震动起来，屏幕亮起：【沈砚】。我按灭屏幕，将它塞进路边垃圾桶。金属外壳撞击塑料内壁，发出空洞的“咚”一声。
像丧钟敲响。
成为污点证人后，我的生活被切割成精确的格子。
每天上午九点，准时抵达市检专案组指定的封闭式问询室。房间没有窗户，墙壁贴着吸音棉，桌上只有一支录音笔、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杯温水。陈立国或他的副手赵薇会坐在对面，赵薇年轻，眼神锐利如手术刀，总在我叙述某个细节时突然追问：“林晚，你确定当时他穿的是灰色羊绒衫？不是藏蓝？那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有雨，羊绒衫容易沾湿，他为何不选防水材质？”
我渐渐学会不回避她的目光：“因为他刚从云栖山回来。山上湿度大，羊绒吸汗，他习惯用体温烘干。而且……”我停顿一秒，“灰色，是他母亲生前最爱的颜色。他每年忌日前后，都会穿。”
赵薇的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不再追问。
下午，我接受心理干预师的疏导。那位女医生姓苏，温和，说话像溪水流过卵石。她从不问我案情，只引导我描述梦境：“昨晚又梦到那间档案室了吗？纸张的味道，是不是比以前更浓了？”
我点头：“这次，我看到了所有卷宗的名字。每一个，都写着沈砚。”
苏医生不做评判，只递来一张素描纸和铅笔：“画出来。”
我画了一只断翅的白鸽，羽毛凌乱，喙部衔着半截染血的银针。针尖，正对着它自己的左眼。
晚上，我回到位于城东的临时住所——一套由检察院安排的安全屋，门禁系统刷指纹，窗帘永远拉着。我煮一碗面，加一个溏心蛋。蛋黄流出来，像一小滩凝固的夕阳。我忽然想起沈砚曾说过：“晚晚，你吃东西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养的那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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