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青少年犯罪研究》期刊第4期，一篇题为《纵火行为中的替代性赎罪机制》的论文，作者署名：沈砚秋。
林砚的目光在“沈砚秋”三个字上停了三秒，然后抬起眼：“她教过我一件事——最危险的证人，不是说真话的那个，而是能让所有人相信他在说真话的那个。”
他顿了顿，看向我站的方向。单向玻璃映出我模糊的轮廓，他却像能穿透那层阻隔，直抵我瞳孔深处：“苏检察官，你信吗？”
我喉头发紧，没答。
他便自己答了：“你信。因为你别无选择。”
我们签了协议。
《污点证人司法协作备忘录》第七条明文规定：证人提供关键线索并协助侦破重大案件的，可依法建议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可没人提第八条——那是手写补注，墨迹新鲜，落款是检察长亲笔：
【若证人所供述内容，直接指向现任或曾任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则本协议自动失效，证人转为同案犯罪嫌疑人。】
我是在林砚签署前五分钟，才在档案室角落的碎纸机残骸里拼出这张纸的。纸页边缘焦黑，像被火燎过。
我拿着它冲进会见室。林砚正用指甲刮着桌角一块剥落的油漆，动作缓慢，耐心十足。
我把纸拍在他面前。
他扫了一眼，指尖停住。“你拼得挺快。”
“为什么是我？”我声音发哑，“全市三十个公诉人，为什么指定我对接你？”
他终于抬眼。窗外梧桐叶影摇晃，光斑在他睫毛上跳动。“因为苏晚教过你刑法总论，第三章第二节，关于期待可能性。”
我怔住。
“她说，你总在笔记里写：‘法律不能强求一个目睹至亲焚身的人，仍保持绝对理性。’”他轻轻摩挲着小指疤痕，“而我，就是那个焚身的人。”
那一刻，我浑身血液骤然冻结。
不是因他提及苏晚——而是他准确复述了我大学课堂笔记里，用铅笔写在教材边空白处的、从未示人的批注。
那本《刑法学》至今锁在我老家书柜最底层，书页间还夹着苏晚送我的干樱花标本。
合作始于“灰匣子”。
林砚说，这不是代号，是实物。
它是一只钛合金保险箱，尺寸3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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