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怔住。
他垂眸，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你们需要我指认谁，我就指认谁。周慕白、郑珩、程砚清……包括——当年亲手把刀捅进苏棠后腰的那个人。”
苏棠。
这个名字像一根锈针，猝不及防扎进我太阳穴。
我喉头一紧，几乎失声：“……你说谁？”
他抬眼，目光锐利如刃：“苏棠。你大学同窗，法学系辩论队队长，实习期在青梧会旗下律所做合规助理……三个月后，她死于‘意外’坠楼。尸检报告写‘高空失足’，可她右脚踝内侧，有两道平行旧疤——那是被钢丝反复勒紧又松开留下的。她不是失足，是被吊下去的。”
我猛地攥紧笔，指节泛白。笔尖戳破纸页，墨迹洇开一团浓黑，像凝固的血。
苏棠是我入行前最亮的一束光。她总说我太较真，说法律不是非黑即白的刻度尺，而是无数灰阶里摸索平衡的细线。她死那年，我刚通过司考，正准备入职市检。她的葬礼我没去，因为不敢看她母亲的眼睛——那双眼里没有泪，只有烧尽一切的灰。
而此刻，林砚坐在我对面，平静陈述着她的死亡细节，像在核对一份采购清单。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哑得不像话。
他沉默几秒，忽然问：“沈昭，你相信因果吗？”
我没答。
他自问自答：“我不信。但我信报应。它来得慢，可从不缺席。”
那天之后，我成了林砚唯一的联络人。
每周二、五下午三点，他在市检东侧小花园第三棵银杏树下等我。他从不带包，不拿手机，只穿素色衣服，像一滴融进城市背景里的水。我递给他加密U盘，他看完，次日清晨发回一份手写补充说明，字迹工整清隽，每一页右下角都画一枚极小的银杏叶——叶脉清晰，边缘微卷，仿佛刚从枝头飘落。
我们之间没有寒暄，没有试探，甚至没有多余的眼神交汇。只有证据、时间、地点、人物、动作。他提供线索，我梳理逻辑，再由专案组布控取证。三个月里，我们撬开了青梧会七处境外账户，起获三套伪造护照，定位两名潜逃十年的命案嫌犯，连带牵出两名已升任副厅级的政法系统“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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