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谁给他的拍摄权限？摄像头是谁安装的？这些，他都没说。我们无法证明取证合法性。”
我沉默良久，问：“如果他愿意转为污点证人呢？”
“可以。”检察长点头，“但条件苛刻：第一，必须如实供述本人全部涉案事实；第二，须指认同案犯至少三人以上；第三……”他停顿数秒，“须当庭指证周振国，并承担伪证刑事责任风险。”
我走出办公楼时，雨下得很大。手机震了一下，是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陈检察官，我知道你在查我。
我不是不想说。
是说了，你们也抓不住他。
——林”
——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城西废弃的胶片厂地下室。
他提前半小时到了，坐在一张蒙尘的旧木桌旁，桌上放着一台老式贝尔尼尼胶片放映机，旁边堆着十几盒黑色胶卷盒。见我进来，他起身，从最上面一盒里抽出一卷，放进放映机。
“这是苏晚晴拍的。”他说，“她喜欢用柯达Tri-X400，黑白，高反差。她说，真相从来不是彩色的。”
灯光熄灭。银幕亮起。
画面抖动，颗粒粗粝。是梧桐湾老街的黄昏。苏晚晴举着相机，镜头扫过糖炒栗子摊升腾的热气，扫过修鞋匠布满裂口的手，最后，停在一家叫“栖迟”的咖啡馆橱窗上。玻璃映出对面写字楼的倒影——而倒影里，一个穿藏青风衣的男人正走进旋转门。林砚舟暂停画面，用激光笔点住那人左耳后方一颗浅褐色小痣。
“周振国。”他说，“那天，他去见‘梧桐社’的财务总监。而苏晚晴，只是想拍一组‘城市褶皱’主题作业。”
银幕暗下。他没开灯，只点燃一支烟。火光映亮他半边脸，下颌线绷得很紧。
“她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么。可有人知道。”他吐出一口烟，“三天后，她收到一条彩信——就是她拍的这张照片，但多了个红圈，圈住周振国的耳朵。下面一行字：删掉，或消失。”
我问：“你劝她删了吗？”
他摇头，烟灰簌簌落下：“我让她报警。她笑了，说‘陈检察官那么厉害，连周支队长都敢查，我怕什么？’”
我喉头一哽。
“她给你打过电话。”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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