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他的联系方式。”
刘组长在记录本上写了几笔，抬眼看着她：“我们会核实。林墨同志，你是业务骨干，院里一直很看重。但举报既然指向明确，并且涉及检察官廉洁自律的核心问题，我们必须按程序进行调查。这段时间，请你暂停手头所有案件的办理工作，全力配合调查组的问询和核查。你的工作证和办公室钥匙，需要暂时交由纪检组保管。”
暂停工作？交出证件和钥匙？林墨的心猛地一沉。这不仅仅是调查，这是变相的隔离和软禁！对手的目的昭然若揭——彻底切断她与周正非案的所有联系，将她困在“纪律审查”的泥潭里，动弹不得。
“刘组长，”林墨的声音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我理解组织的程序。但我目前负责的几个案件，尤其是‘周正非自杀案’，正处于关键阶段，疑点重重，突然更换承办人，恐怕……”
“院里已经做了统筹安排，你的工作会由其他同志妥善接手。”刘组长打断她，语气不容置疑，“林墨同志，配合调查是你的义务。请相信组织会查清事实，还你清白。现在，请交出证件和钥匙。”
那双镜片后的眼睛，平静无波，却像两潭深不见底的寒水。林墨知道，任何辩解和争取在此刻都是徒劳。她沉默地从制服内袋里取出深蓝色的检察官证，又从钥匙串上解下办公室钥匙，轻轻放在桌面上。证件上庄严的国徽和她的照片，此刻显得格外刺眼。
“谢谢配合。”刘组长示意旁边的记录员收好证件和钥匙，“调查期间，请保持通讯畅通，未经允许不得离开本市。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走出纪检组办公室，走廊里空无一人。午后的阳光透过高窗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地砖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却驱不散林墨周身弥漫的寒意。她感到无数道无形的目光从各个办公室的门缝里透出来，带着探究、同情、幸灾乐祸，或者更深的冷漠。她挺直脊背，目不斜视地走向楼梯间，每一步都走得异常沉重。
回到公诉处楼层，气氛更加诡异。原本忙碌的办公室此刻异常安静，同事们看到她，眼神闪烁，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干脆低下头假装忙碌。她的办公室门敞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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