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研究生时代，他站在刑法课堂讲台上解析“期待可能性”理论时的眼神——理性之下，翻涌着近乎悲悯的寒潮。
——
污点证人制度，在江州司法实践中尚属罕见。尤其当证人身份敏感、证据链条脆弱、且与承办检察官存在私人关系时，程序正当性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
市院检委会连续召开三次闭门会议。反对声尖锐如刃：
“陈砚是恒远核心成员！他交出的账册，谁能保证不是为转移视线设计的障眼法？”
“他声称受胁迫，可周慕白‘死亡’后，他仍为恒远处理多起跨境合同纠纷——这叫胁迫？”
“更关键的是林晚！她与陈砚关系存续期间，恒远正被初查！她是否早知内情却未报备？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嫌疑？”
压力最终化为一纸《回避决定书》草稿，摆在林晚办公桌上。签字栏空着，墨水瓶敞着，像一张沉默的嘴。
那天傍晚，她没回家。独自坐在空荡的公诉科办公室，窗外霓虹渐次亮起，映在对面写字楼玻璃幕墙上，碎成一片流动的、虚假的星河。她打开陈砚交来的第一支录音笔。
电流杂音后，是周慕白的声音，带着南方人特有的绵软腔调，却字字淬毒：“砚啊，你导师去年评博导，材料是我让教育局‘特事特办’的；你妹妹的肾源，排期单上那个加急章，也是我盖的。你说……你这条命，算我的，还是你自己的？”
录音戛然而止。
林晚盯着电脑屏保——那是去年生日，陈砚在洱海边为她拍的照片。她仰头大笑，发丝被风吹得凌乱，阳光在她睫毛上跳跃。照片右下角，他用修图软件悄悄P了一行小字：“我的光，永不判刑。”
她忽然起身，抓起桌上的回避决定书草稿，撕得粉碎。纸屑如雪，落进废纸篓。她拨通检委会主任电话，声音平静无波：“王主任，我申请不回避。理由有三：第一，我与陈砚感情已于三个月前正式终结，有分手协议及公证文书为证；第二，我主导此案，恰因最了解其思维逻辑与证据弱点，能最大限度防止其翻供或隐匿；第三——”她停顿两秒，听见自己心跳如擂，“若连我都无法直面他，江州司法，还如何直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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