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儿。
除了从社会形势上来讲，由于知青大量返城，人口骤增，京城本来就缺房缺得厉害。
关键是相关政策还无比死性，根本就没有放开。
虽然去年4月份的时候，伟人就指出了城镇居民可以购买房屋的政策，还公开发表在了报纸上。
但那只是以试点的方式在有能力自己兴建新楼的大机关、大企业推行的。
有买房资格的也不是一般人，那得有点职务才行。
而且由于这年头人们收入实在太低，商品房制度又与公房分配制度形成针锋相对的矛盾。
哪怕这个政策也是名存实亡。
所以说，此时民间的房产交易实际情况是根本就不被允许。
甚至就连房屋私自出租都是违法的。
这样的情况下，连许多著名学者、大学教授、科学家、艺术家、报社编辑，甚至是刚恢复职务的干部，都只能凑合蜷缩在筒子楼或者是小平房里苟活。
哪怕宁卫民再有本事，他几乎能弄来市面上所有紧俏的物资，但对房子也没多少法子可想。
事实上，也正因为他外面找房子的过程并不顺利，屡屡碰壁。
就连他自己都觉着，很可能最后要采取没有办法的办法。
只能先花大价钱，再从重文门旅馆租下两间客房，凑合把东西挪过去再说了。
他当然想不到，连他自己都办不成的事儿，2号院的其他几家人，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给摆平了呢？
按理说呢，宁卫民这个想法大体上没错。
因为困难的艰巨是明面上的，甚至就连几家邻居自己也没多大的信心。
也就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有枣没枣踹上一脚，出去跑跑看的。
所以大家才会各想个的办法，谁都没跟谁知会一声。
但话又说回来了，在这个问题上宁卫民也不免一叶障目，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说白了，他还是不怎么熟悉这个年代属性，完全刻舟求剑的按照前世的行事方式和准则来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