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揽在了自己身上。
说这件事不用宁卫民再发愁，明天一早就会有人有车，去酒店接他，连钱的事儿都没提。
结果隔天到了5月14日，那两个一早来酒店报到的两个彪形大汉差点没给宁卫民吓着。
这俩人身上带着枪不说，模样冷酷，凶恶，有纹身也就罢了。
关键是俩人脑袋和脸上都有伤疤，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绝非普通意义上的保镖。
哪怕都穿着黑西服，也不是那么回事。
用京城话说，这俩人儿就不是善茬儿，大街上谁看见这样的主儿都会避之不及。
宁卫民是大为后悔啊，觉着跟着他们出门反而没有了安全感，倒像是自己被绑架了似的。
由此可见，阿兰德龙这家伙的底色，弄不好真不是那么干净。
他在银幕上的枭雄风范也许压根就不是演出来的。
要套用几十年后国内某位小眼睛明星说过的话，那就是，“黑社会有什么不好演的，我有生活啊。”
于是没辙，宁卫民回到房间就打电话给了皮尔卡顿的助手高田美，请她代为帮忙联系保镖和租车的事儿。
想了想觉得或许戛纳已经不好找了，就又补充说，不行哪怕从巴黎调人来也没关系，费用他不在乎。
而他也压根就没敢让松本庆子跟自己上车，只是单独赴约，坐两个“保镖”的车去和阿兰德龙见面。
不过有一说一，阿兰德龙办事虽然有时候有点用力过猛。
就像这两个保镖，人选尽管不太符合宁卫民的心意。
但他这种雷厉风行，自作主张行事风格，在某些事上还是挺让宁卫民满意的。
就像落实《李香兰》展映一事，还有在影节宫地下市场买展位的事儿。
当宁卫民来到影节宫附近的咖啡馆时，具体条件阿兰德龙已经基本替他都谈好了。
展映的时间放在影节开幕之后的第三天，上午一场八十人座的放映厅，下午一场三百人座，上午场十万法郎，下午场二十万法郎。
展位最早也得四五天后才能有空缺，大概一个标准摊位是二十万到三十万法郎。
对此，宁卫民也别无异议，虽然有点小贵，但那是对经费不足的影人来说的，对他可不是多大问题。
毕竟这是临时插队，能这么痛痛快快把事儿定下来挺好，要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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