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春节刚过，爆竹的硝烟还在京城的胡同巷陌里打着旋儿，空气里残留着炸糕和炒货的甜香，可这座古城的节奏，早已被一股汹涌的人潮搅得变了调。
天刚蒙蒙亮，京城火车站的出站口就炸开了锅。
背着鼓鼓囊囊的大花被盖，扛着磨得发亮的红蓝蛇皮袋，操着南腔北调的汉子们和婆娘们挤挤挨挨地涌出来。
他们脚下的解放鞋还沾着家乡的黄土，裤脚还带着田埂的泥星子。
他们嘴里哼唱着“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的新民谣，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民工潮，扑向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
重文门那片号称“三不管”的三角地空地上，很快支起了一片临时的“劳务市场”。
从远方乡村来讨生活的人或站或立或蹲，把规整的街面点缀得有些“不伦不类”。
一本本摊开的家具图、一辆靠墙停放的生锈三轮车、一把把被砖沙磨薄磨亮的砖刀、一副副路边支起的钉鞋掌、一柄柄立在地上的滚刷……鲜明地昭示着各自的谋生行当。
“大哥，打家具不？俺们在老家可是十里八乡知名的木匠，手艺地道！”
“大嫂，家里要保姆呗？照顾老人、看孩子，咱啥都能干！”
杂乱又带着几分虔诚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各地的方言混着街心花园里尚未散去的老年迪斯科旋律，成了开春京城最鲜活的晨曲。
往东城去的马路上，拉着蜂窝煤的板车吱呀作响，蹬车的三轮车夫是个二十出头的河南小伙，额角的汗珠砸在青石板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大马路旁的胡同里，城郊来的农民挎着篮子叫卖鸡蛋，新鲜的蛋品裹着稻草根儿，引得大妈们围拢过来讨价还价。
就连机关大院的传达室里，也多了几张陌生的面孔——那是河北来的后生，顶替了原来老眼昏花的大爷，操着一口地道的保定话，一丝不苟地登记着每一位访客。
京城的高楼拔得更快了。
建筑工地的“吭唷”号子声，比舞厅里的“蓬嚓嚓”舞曲更显热闹。
农贸市场的菜摊摆得更满了，新鲜的瓜果蔬菜带着泥土的芬芳，水灵灵地惹人垂涎。就连胡同里的早点摊，也多了南方风味的小馄饨和纯肉馅小笼包，让这座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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