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车主任住院时的医嘱。忽然觉得，这半年不是在工作，是在过日子，过一种热热闹闹、有哭有笑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车主任包了辆轿车送我去草堂乡。朱娟和黄梅也来了，手里拎着个布包："一床棕垫，冷家山上人卖的，无化纤，透气，木楼潮，用得着。"
车过仙姑中学时，我往窗外望了望，那法国梧桐落光了叶，操场上有几位男老师在打蓝球，身如猛虎下山，仔细一看，还是师范的老同学，一直是体育尖子，毕业后没有见过面。
到草堂乡时，陈副书记和江主任已经在等着了。老木楼的楼梯吱呀作响，二楼的宿舍小得可怜，窗户只有巴掌大，阳光都照不进来。"委屈你了。"江主任搓着手，"乡上条件就这样，以后慢慢改善。"我笑着摆手，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这地方比仙姑区差远了，办公室只有一间，还没有我在仙姑区的宿舍客厅大，陈设简单老旧，一柜两桌两椅，窗户上布帘也没有，寒酸。
短会开得很简单。陈副书记念了文件，我表了态，说要"扎根草堂，服务群众"。中午在草堂区计生办食堂聚餐，宴清仙姑区送我的客人，菜很简单，却吃得格外香，酒也没有少喝。这区上的分管领导陈副书记，以前是教历史的中学老师，还是朱玲的班主任，酒文化水平高，说话幽默风趣，大家喝得起劲开心。
黄昏时，和乡计生办前任负责人老文一起回城。客车在土路上颠簸，我望着窗外的暮色，忽然想起车主任的话："地方好不好，要看人。"草堂乡虽然偏，但这里的人实在，像这老木楼一样，看着简陋，却结实得很。
客车过城边时，我往马伏山山尖望了望。父亲说过，树挪死，人挪活。也许这老木楼里，藏着比仙姑区更实在的日子。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工资介绍信，纸页已经被体温焐热，像颗正在发芽的种子，等着在草堂乡的土里，长出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