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蹭老幺的破面包回草堂，车在半路又熄了火，我们推着车走了二里地，手心磨出了泡。
三村的文书突然外出打工，计生报表没人管。我硬着头皮去找老支书老张，他正蹲在晒谷场编草绳，见了我就笑："又来给我派活？"我说明来意，他扔掉草绳："谁让我是党员呢。"这老支书虽年过六旬，做起事来却不含糊，当晚就把报表理得清清楚楚，钢笔字写得比年轻人还周正。
集中办理照顾生育那几天，广播站的牟姑娘帮了大忙，每天早晚播报政策，声音甜得像山泉水。我和老覃请她吃饭，在乡食堂点了酸菜鱼，牟姑娘抿着嘴笑："以后有稿子尽管找我。"看着她往广播稿上画重点的样子，忽然觉得这计生工作，就该这样——部门搭台，大家唱戏，才唱得热闹。
市上检查没抽到草堂乡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清流学校接朱玲和孩子。"躲过了？"她抱着孩子问，眼里的担忧松了些。我们回马伏山时，夕阳正往山坳里沉，父母站在院坝里张望，大嫂端着刚蒸好的红薯出来，热气腾腾的。平儿抢着给我递红薯，烫得两手直搓，一家人坐在门槛上聊天，从庄稼说到孩子，从村里的新鲜事说到计生办的难处，直到丑时过，田塝上的蛙声稀疏了。停电后点上没有灯，等煤油灯盏里的油见了底，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屋休息。
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与夜莺闹春，忽然觉得这四月下旬的日子，像场过山车——有迎检的紧张，有发现问题的窝火，有躲过检查的庆幸，更有家的暖。老向校长说的"亮堂那天"，或许还远，但只要一步一步走，总能走到。就像马伏山的春播，撒下的种子总得经风雨，才能盼到秋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