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在一旁抹眼泪：“造孽啊，大使馆里还有咱们的人呢。”岳父本来要去打麻将，此刻也坐在沙发上叹气：“这世道，没法太平。”女儿不知发生了什么，我把她抱起来，她的小手指着屏幕：“爸爸，冒烟。”
那一晚，汉城的街头有人游行，口号声隔着窗户传进来，闷雷似的。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白天的一元钱纠纷，想起被炸的大使馆，心里像塞了团火。凌晨三点，朱玲推推我：“要不明天别去加班了？”我摇摇头：“计生款还没收齐。”
周日的草堂乡阴沉沉的，计生办的吊扇吱呀吱呀转。老覃往我桌上放了杯凉茶：“听说美国佬袭击我们使馆了？”我点点头，翻开征收台账，七千元的目标像座山。下午去五村催款，老陈家的院门紧锁，邻居说他去城里卖菜。
回来时暴雨倾盆，办公室突然停电。我点上蜡烛，老文在烛光下整理票据，火苗在他白发上跳动。“这钱收得真难。”他说，“三村的张老汉说，等美国佬赔了钱，他就交。”我苦笑，突然觉得这征收款像根***，随时可能引爆更大的矛盾。
雨停时月亮出来了，月光照在未完成的报表上。我趴在桌上打盹，梦见三轮车司机和老陈又打起来，炮弹在他们头顶呼啸。惊醒时发现老覃给我盖了件外套，墙上的挂钟指向凌晨两点。
征收款达到了七千元。我数着钞票，忽然觉得这钱沉甸甸的，每一张都沾着基层工作者的汗水。窗外的蝉鸣聒噪，我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手指轻轻抚过南斯拉夫的位置，心里默念：这口气，早晚要出。
时序步入红五月，乡间的农忙氛围愈发浓烈，农村全面打响“大战红五月”的号角，迎来了抢收抢播的双抢关键时节。
我与同事骑着摩托车，前往地势居高临下的五村开展调查走访工作。田间地头皆是忙碌的身影，村民们一心扑在农事上，我们不愿过多打搅这份农忙节奏，仅走访了三户相对清闲的对象户，便匆匆结束了此次走访。随后在村里女专干家中简单用餐，便踏上返程之路。
返程途中恰逢平儿学车行至草堂，我便热情接待他与老幺一同吃午餐，一顿饭花销五十四元，在当时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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