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我注意到他的手掌微微用力，仿佛想通过这粗糙的触感，唤醒那些沉睡在时光深处的片段。
这里，是他五十年代工作过的县航运管理站。父亲说，1953年，刚满二十六岁的他土改工作组回来，被分配到这里，成为一名年轻的航运站会计。“那时候的办公室就在最东边的两间屋，”他指着平房东侧的窗户，“靠窗摆着三张木桌，我和老张、老李各占一张，桌上放着算盘、航运日志，还有一摞摞的文件。”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每天天不亮就上班，要统计来往船只的吨位、记录货物运输情况，还要处理船员的登记手续。有时候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啃两个馒头对付。”
他走到当年办公室的窗前，踮起脚尖向里望去，如今屋里的陈设早已改变，却依旧能隐约看出当年办公区域的格局。“你看，那面墙当年挂着一张巨大的航运路线图，”父亲指着屋内的一面白墙，“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各个码头的位置，还有常用的航线，我们每天都要对着地图核对船只行驶情况。有一次遇到暴雨，上游的船只被困在江面，我们几个人连夜冒雨赶到码头，拿着喇叭指挥船只靠岸，忙到后半夜才回来，浑身都湿透了，却没人喊累。”
老黄角树下，父亲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那时候条件苦，但大家心气足，”他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团，“每到月底，单位会组织聚餐，就在这树下摆上几张桌子，买些肉和酒，大家边吃边聊，畅谈着以后的航运发展。老张是个老水手，给我们讲他跑船时遇到的风浪；老李会拉二胡，酒过三巡就给大家拉上一段，琴声伴着树叶的沙沙声，特别热闹。”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向往，“那时候的我们，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想把航运事业做得更好，让来往的船只都能安全顺畅地航行。”
如今，老平房依旧矗立，只是门前的门牌早已更换，“汉城县质量管理局”八个黑色大字醒目地挂在门框上方，无声地昭示着时代的变迁。父亲站在门牌前，久久凝望，眼神复杂。他说，离开这里后，他辗转了几个地方工作，却始终忘不了多宝寺小街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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