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成了亲。结婚那天，父亲用台花轿，把母亲从马伏山接回了家。母亲穿着一身红衣裳，越过龙王台，坐在轿子上，心里百感交集。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有了新的家，有了新的依靠。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但很安稳。父亲勤劳肯干，母亲勤俭持家，两人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母亲常常给父亲讲外公的故事，讲马伏山的战斗，讲那些牺牲的游击队员。父亲总是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地叹气，为那些逝去的英雄感到惋惜。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牺牲的红军战士家属发了抚恤金，还颁发了烈士证书。母亲拿着外公的烈士证书，哭得像个孩子。她终于可以告慰外公的在天之灵，告诉他，革命胜利了，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我的两个堂舅，在小外公的抚养下，也长大了。他们都成了本分的农民，在庄子坝过着平静的生活。小外公常常带着两个儿子，去李家坡祭拜外公。他站在外公当年住过的土墙屋前，给两个儿子讲述当年的往事，讲述那只改变了他命运的飞蛾。
“你小外公活到了七十七岁，临终前还念叨着你外公。”父亲说，“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和你外公一起并肩作战，没能亲眼看到革命胜利。”
我站在两岔河边，望着李家坡上的那几间破败的土墙屋，望着远处连绵的马伏山，心里充满了感慨。一只小小的飞蛾，竟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改变了一个家庭的轨迹。如果当年那只飞蛾没有钻进小外公的耳朵，他或许也会像外公一样，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或许也会牺牲在战场上。那样，李家就不会有两个堂舅，母亲的命运也可能会被改写。
可人生没有如果。命运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和变数。那只飞蛾，就像一场意外的渡口，把小外公留在了故乡，把外公推向了革命的洪流。一个生，一个死；一个延续了家族的香火，一个为了信仰献出了生命。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两岔河上，波光粼粼。父亲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走吧，孩子，我们该回去了。”
我牵着父亲的衣角，往回走去。身后的李家坡，渐渐被暮色笼罩。我仿佛看到，外公的身影站在马伏山的顶峰，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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