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合影；一个印着“广州日报赠阅”的金属保温茶杯；还有多本文学杂志，是我省吃俭用买的。王老师叼着旱烟，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见我们就咧开嘴笑：“小姚啊，总算把这些家当搬过去了，再放几天，我这儿都快成仓库了。”
“麻烦王老师了。”我笑着道谢，弯腰扛起那个装书的蛇皮袋。袋子很沉，压得我肩膀生疼，朱玲想过来帮忙，我摆摆手：“没事，我来就行。”她只好跟在我身后，手里提着那个装衣服的袋子，脚步轻快得像只小鹿。
从对面到教师宿舍要穿过操场，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在追逐打闹，看见我们就停下来，怯生生地喊：“姚老师好，朱老师好。”我点点头，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四年前，我也是这样，背着大包，怯生生地走出马伏山，去广州追寻所谓的“梦想”；四年后，我又背着行囊，回到了原点，只是身份从打工仔变成了老师。
把行李放回宿舍，朱玲帮我整理着床铺，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窗外是一片梯田，金黄色的稻穗在秋风中摇曳，远处的马伏山像一头沉睡的巨兽，连绵起伏的山峦被云雾缠绕着，若隐若现。我突然想起今天是父亲的七十大寿。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猝不及防地刺进我的心里。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我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每到这一天，母亲都会杀鸡宰鸭，烧腊肉，做一桌子好菜，亲戚邻居们都会来热闹一番，父亲会坐在堂屋的上首，接受我们的祝福，然后笑着给我们发糖果。那时候，我总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他能扛着锄头在地里干一整天，能修理家里的各种农具，还能给我们讲马伏山的传说故事。
可是自从我去广州打工，就再也没有陪父亲过过一次生日。第一年，我寄了一封信和200元钱，信里说我在广州一切都好，让他们不用担心；第二年，我还是寄了一封信和200元钱，信里说我换了一个工资更高的工作；第三年依旧如此，第四年，也就是去年，他起一了。居然办了五桌，接近于大办，自然200元不够，我知道后便追加了200元，他回信好感激的。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都会在电话那头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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