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两个字砸在我耳朵里，我踉跄着后退半步，撞在身后的长椅扶手上，疼得龇牙却没知觉。朱玲的眼泪“唰”地就掉下来了，她攥着报告单，指节都在抖：“爽哥，我知道这事荒唐，可那天……那天我们都喝过酒，我们就……”
后面的话她没说完，可我全想起来了。那晚她心里不快，在牛老师五十大寿晚宴上便多喝了几杯闷酒，我把她从镇上搀扶回来，宿舍里没人，我帮她处理醉酒呕吐物，我也喝多了一些，便忘记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再醒来时，是躺在她宿舍的木床上。我一直以为那只是酒后的一场意外，甚至刻意回避着没再提起，却没想过会是这样的结果。
报告单上的“宫内早孕”四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口发紧。我今年三十有一，早过了而立之年，马伏山的老屋里，父母年年都在催我成家立业，说就盼着抱个孙子。可这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太不合情理——一边是我心心念念的邹玲，一边是这突如其来的责任，还有那邹玲的期待，瞬间全成了泡影。
从医院出来，秋阳更烈了，晒得人头晕目眩。朱玲走在我身侧，脚步拖沓，像棵被霜打蔫的庄稼：“我知道你和邹老师的事，学校里都传开了。我……我也没想过会这样，要是你觉得为难，我……”
“别说了。”我打断她，喉头发紧，“这事我担着。”
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第一节课的课间。梧桐道上的落叶又厚了一层，邹玲正站在操场边的单杠旁，和几个女学生说笑，阳光落在她脸上，柔和得像老祠堂里的描金木雕。我的脚步沉得像灌了铅，每走一步，都觉得像是踩在自己的心上。
她看见我了，笑着朝我招手，手里还拿着个刚剥好的橘子：“爽哥，你去哪了？一上午都没见人，给你留了橘子。”
我走到她面前，橘子的清甜混着她身上的皂角香，却让我鼻子发酸。学生们打闹着跑开了，操场上只剩下我们俩，风卷起落叶，在脚边打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