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又不能拖。每天晚上，我都要在办公室待到十一二点。
办公室的灯是那种老式日光灯，一开就“嗡嗡”响，光线惨白。桌上堆着一摞摞档案盒、表格、材料。窗外是黑沉沉的马伏山，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我把每一个学生的学籍档案重新核对了一遍，生怕有遗漏。辍学学生要登记造册，注明原因；转入转出的学生要有手续；留守儿童要有专门的统计表。每一张表都要签字、盖章、归档。
除了表格，还有各种“汇报材料”“自查报告”“迎检方案”“工作总结”。
“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我校在普九达标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这种套话，我以前写得不多，现在却要天天写。
我常常写着写着，就开始发呆。
有一天晚上，已经快十一点了，我还在办公室改材料。门被轻轻推开，一股饭菜的香味钻了进来。
“还没忙完啊？”是朱玲。
“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意外。
“我下班路过，看你办公室灯还亮着，就来看看。”她把手里的保温桶放在桌上，“给你带了点吃的，热乎的。”
她打开保温桶，里面是一碗鸡蛋面，还有几根青菜。热气升腾起来，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暖。
“你还没吃饭吧？”她问。
我这才想起，晚饭只在食堂随便扒了两口。
“快吃，一会儿凉了。”她坐在旁边，看着我。
我端起碗，吸了一口面，烫得直咧嘴。朱玲笑着递给我一张纸巾：“慢点吃。”
“你怎么知道我还在忙？”我问。
“你这几天，天天这么晚。”她说，“上次你说普九验收快到了，我就猜到你肯定又要熬夜。”
我埋头吃面，心里一阵发酸。
吃完饭，她帮我把桌上的材料整理了一下，又把空碗洗干净。
“要不，我先回去了，你也别太晚。”她拿起外套，“注意身体。”
“嗯。”我点点头。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姚爽。”
“嗯？”
“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能做多少做多少，身体要紧。”
我看着她，笑了笑：“知道了。”
门关上，办公室又恢复了安静。我看着桌上整齐了一些的材料，心里却比刚才踏实多了。
那段时间，我常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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