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辍学率，控制得不错嘛。”
“我们建立了辍学学生台账，定期家访，和家长沟通……”
领导们一边看，一边点头。偶尔也会指出一些小问题，但总体上还算满意。
最后，他们在会议室里开会，我们在外面等。
那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比一个星期还长。
校长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问题不大，基本通过了。”
老师们都松了一口气，有人甚至悄悄鼓掌。我站在人群里，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兴奋。我只是觉得很累，很累。
普九验收结束后，按理说，我的工作量应该减轻一些了。教导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着，教导处的工作，自然还是我这个干事在做，当然，分管教学的杨副校长偶尔还可以帮些忙，也算是对我有所安慰。
校长找我谈过一次：“姚爽，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局里那边，对你的工作还是比较认可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我知道，这意味着更多的文件、更多的会议、更多的材料。
但我也知道，在清流学校，在马伏山脚下，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朱玲听说后，问我：“你想当教导主任吗？”
“不想。”我想了想，“我还是想考公务员。当主任，我根本没有那个欲望。一句话，我现在不想在学校发展。为了我的文学梦，我还是希望到行政走一朝，看看那里的水深水浅。”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卖力地干？”她问。
“因为……”我看着窗外的山，“没走之前，总得有事干。”
那年秋天，很长。从开学到普九验收，从炎热到凉爽，从忙碌到稍微清闲，我好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战斗。
很多年后，当我再想起那个秋天，我会想起办公室里惨白的灯光，想起桌上一摞摞的材料，想起后河深水区的黑暗，想起朱玲送来的那一碗热乎的鸡蛋面，想起验收组离开时校长脸上的笑，想起自己熬夜后通红的眼睛。
那是一个普通老师的秋天，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普九达标，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政策名词，是文件上的一句话，是新闻里的一个数字。但对我来说，它是一段具体的日子，是一个个熬夜的夜晚，是一份份改过无数遍的材料，是学生们坐在教室里读书的背影，是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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