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回过神来，拍着大腿骂道：“这些偷二，也太猖狂了吧！光天化日之下，简直无法无天！”他随即看向我，眼里满是赞许，“姚爽啊，多亏了你，不然这几千块钱，指不定就打水漂了。你小子，警惕性真高！”
我挠了挠头，笑了：“校长，这不算啥。我在广州打工那四年，一有空就往火车站跑，看形形种种的人，那些偷儿的伎俩，我见得多了。不说火眼金睛吧，至少能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一眼认出来。再加上来回坐火车的见闻，对这些人的识别，比一般人强点。”
覃校长听得连连点头，感慨道：“没想到啊，你这打工的经历，还能有这样的收获。不错，不错！”
从那以后，覃校长逢人就夸我，说我机灵、靠谱，是个能担事的年轻人。这话传到未婚妻朱玲耳朵里，她每次见我，脸上都笑盈盈的，眉眼间满是惬意。
出差回来的第二天，我刚上完课，朱玲就兴冲冲地跑到我宿舍，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了件暖心的事。
原来昨天我走后，我母亲在大嫂的陪伴下，特意从山里赶来赶场。老人家挎着个竹篮，里面装着一只肥硕的大母鸡，还有几样马伏山的土特产——晒干的笋干、自家酿的豆瓣酱，还有一包红彤彤的柿子。“妈说，这些都是给我补身子的，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好好长大。”朱玲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脸上满是幸福的红晕。
朱玲留母亲和大嫂吃了午饭，又偷偷塞给母亲五十块零花钱。老人家起初不肯要，架不住朱玲软磨硬泡，最后还是红着眼圈收下了。朱玲还拿出我们俩的结婚证，那两个红本本，在阳光下闪着喜庆的光。母亲和大嫂捧着红本本，翻来覆去地看，笑得合不拢嘴，眼角的皱纹里都淌着蜜。
我听着朱玲的话，心里暖融融的。我握着她的手，轻声说：“玲儿，谢谢你啊，帮我招待妈和大嫂。”
朱玲嗔怪地看了我一眼，伸手捶了捶我的胳膊：“说啥傻话呢？咱们都领了红本本了，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之间，还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
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我们紧握的手上，也洒在桌上那两个红彤彤的结婚证上。窗外，马伏山的风轻轻吹过，带来了山里特有的草木香，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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