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希斯罗机场的空气，带着一种湿漉漉的、陌生的冷意，扑面而来。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并未洗去心头的疲惫，反而像是将那份空洞和麻木更深地刻进了骨子里。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汇入肤色各异、行色匆匆的人流，像一个被连根拔起的浮萍，漂向这座庞大而阴郁的城市。
接下来的日子，被一种机械般的忙碌填满。适应全然不同的教学体系，应付堆积如山的阅读材料，在陌生的街道上寻找超市和公交站，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进行着礼貌而生疏的交流。伦敦的雨似乎永无止境，灰蒙蒙的天空下，哥特式建筑的尖顶直刺铅云，带着一种冷硬的疏离感。
我把自己埋进图书馆的故纸堆里，埋进实验室冰冷的仪器中，埋进街头咖啡馆氤氲的咖啡香气里。用尽全力去学习，去生活，去呼吸没有“欧亮”这个名字的空气。华城晚宴的灯光、京都度假村的泳池、音乐厅里单膝跪地的身影、宿舍楼下雨中那双沉郁又强势的眼睛……这些画面偶尔会在深夜的寂静中，或者在某个相似的雨滴敲打窗棂的瞬间，猝不及防地撞进脑海，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但很快，就被我用更繁重的课业、更远的徒步、或者更深的沉默强行按下去。
我不看财经新闻，不关注京都的任何消息，甚至屏蔽了所有可能带来“苏蔓”或“欧氏”字眼的社交媒体账号。我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固执地守护着这片用距离和忙碌筑起的、脆弱的平静。胖丸偶尔发来问候，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雷区，只聊些伦敦的天气和美食。我回复得简短而客气，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距离感。
时间在泰晤士河的流淌中，在BigBen的钟声里，在学院古老回廊的脚步声间，悄然滑过。一年半，将近六百个日夜。指间那曾经被戒指占据的位置，皮肤早已恢复平滑，仿佛从未有过束缚的痕迹。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足够麻木，足够将那段充斥着醋意、猜疑和心碎的感情，连同那个名字一起，彻底封存在太平洋的彼岸。
直到那天。
一个阴冷的午后，我裹紧大衣，刚从市中心的博物馆出来，准备穿过特拉法加广场去搭地铁。广场上人潮涌动，鸽子扑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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