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个理论，朔伊布勒谈到了和余切有冲突的「索尼」公司。
索尼在全日本雇佣了超过五万名员工，使日本产品盛行于世，看起来他完美得像梦一般。但这背后的事实是，索尼每年的利润只有极少数发给员工，大多数用于股利分红和海外资产购买一其中，大型财团拿走了绝大部分，外国投资者拿走一部分，高管团队拿走一部分。
创始人盛田昭夫被誉为「日本四大经营之神之一」，当他被余切羞辱得脑中风后，他就像回到家乡那样回到了美国夏威夷隐居。因为他没有家乡，从经济上讲，他不是任何人的同胞，他今天在纽约，明天在东京，后天去香港，他可以说不是日本人。
科尔听罢，惊得呆坐在椅子上。
他终于明白《计划体制》为何影响力巨大！
西德对东德掠夺式兼并找到了答案，因为控制政府的那些跨国巨头，他们只为自己的市值负责，而不对任何政府和民族负责，从根本上讲，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德意志」的一份子，他们自然不会对东德人有任何的同胞情谊。
政府一厢情愿的让他们来办这件事情，结果一地鸡毛；而东德人还活在上一个民族国家的版本里面，他们自以为从这个国营厂跳到了另一个厂，这种天真的幻想，使得西德资本加倍的剥削他们。
「我看《窃听风暴》的时候，就感到很疑惑，维斯勒特工来了西德后处处碰壁，他像个原始人一样只能做底层的活计————当这本《计划体制》写出来后，我彻底明白了。」朔伊布勒说。「我们用企业兼并的方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兼并，结果就是其中一方被耍得团团转。」
「但东德人不像维斯勒那样，自认为自己有原罪。他们醒悟过来后，就变成复仇的子弹，因为他们真有枪。」
科尔感到天旋地转，他的敌人忽然就从东德的刁民变成了资本家联盟。
和这些人相比，跪在柏林的布兰登堡胜利女神像面前，似乎还更容易一些。
半晌后，科尔久违的提起了一项建议：如果我下跪，能不能挽回这一届政府的信任度？
《计划体制》发布后的一个月，科尔奈成为各国政府的座上宾。科尔奈不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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