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都没有工作，怎么能不生事呢？”
正好，黄兴邦得知马识途本人回家探亲，顺道路过渝省《红岩》编辑部去蓉城（他本人已在蓉城定居），于是给他看了这位余切的作品。
马识途的评价很高。
八十年代的许多作品存在可读性不强，过于发散的问题，而这个故事却没有，契合马识途本人的创作理念：以读者优先，摆一个好耍的龙门阵（俚语：聊天，讲乐子）。
他说，余切这个作品是为读者服务的，以读者为本。
现在很多作家忙着搞伤痕文学，忙着控诉、表达，他们没有珍惜自己文字与读者见面的机会，错误的以为，读者会永远的看下去，对他们那套东西痴迷下去。
有时候看看上面的文章，还不如我三十年代后期，当地下党的时候，和小衙门和机关结识过的那些小人物摆的龙门阵有意思！我去他们那坐冷板凳，喝冷茶，乱扯谈，摆龙门阵，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
事实也的确如此啊，其实仅仅是五六年后，到八十年代末，已经有很多作者感到“文学和群众之间曾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已经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的如此之快，恐怕这是作者们该去反思的事情。
适逢川省文协在蓉城搞研讨会，一些年轻作家和老牌作家前去参加，大家建议，让这个余切来研讨会上聊聊他的见解，正好也借此见见，他是何方神圣。
黄兴邦的手里缺文章，他也跟着去蓉城公费旅游，和余切当面交流，最好是督促余切写一篇文出来，考虑要不要长期合作。
余切有可能是一个高产作者，他符合高产作者的基本特征：
无业游民，新人，喜好现实题材类型，文风独特——这种人往往在一段时期内，他的灵感火花仍然会闪烁下去。
另外，黄兴邦觉得《天若有情》的结局力度不够。
这也是需要再和作者本人讨论的。
接下来就是定研讨会的写作主题。在研讨会中，作者们会围绕着某主题展开创作，可以是某题材、某社会热点、某一名家的作品、某一文学流派等。
当下有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改开后的一系列社会变化，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等都是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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