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来谈的，而我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谈论——中国人的智力确实更高。
算起来，这和《地铁》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是类似的。在人类的延续问题前，其余的都是细枝末节。但这故事又不像《地铁》那么残酷。
作为一篇应对于乡村教育的短篇小说，余切在其中体现出童话般的温情。
《京城文艺》的李铎在评论中认为他状态回来了：“在拿到塞万提斯奖，又在欧美游学数月后，余切开始进入到新的创作期。”
“可以想到，他在之后会有新一轮作品的井喷期。作家往往也需要良好的状态，才能写出好文章，塞万提斯奖激发了余切的进取心。”
鉴于在国内，已经很少有人再来批评余切，或是对余切的某些文章提出异议。
于是这种在创作上的冲动，很多都源自于余切自身的“不满足”，他不断给自己设下新目标。
历史上很多作家都会受到场外因素的巨大影响。
例如鲁迅在三十年代时，碰到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使他一度感受到生计相当困难，他写了五六篇稿子都被封杀了，一分钱也拿不到，鲁迅心力交瘁，没有写小说的心情了。
隔壁的茅盾因理论水平比较好，还能炒股，他热情洋溢的书写沪市在大萧条下的惨状，指出红色才是希望。而鲁迅未能系统的学过这方面理论，他只能在自己日记中不断吐槽。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仍然在生活上比较讲究，他的生活完全“中产阶级化”。许广平在回忆录中实话实说：他买书花费不菲，且出手阔绰；他在新光大戏院看电影，总是跑到“花楼”上去看。
这代表鲁迅花了几倍的价格，就为了看电影时坐在上等位。
当鲁迅迟迟得不到稿酬时，鲁迅不得不在一两年内翻译二十多本国外著作，赚这些无风险的快钱，这大大的挤占了他用于思考的时间，使得鲁迅在长篇小说一道上始终没有建树。
余切比较注意这件事情，他从不被稿酬所绑架。相较于他的极高收入水平，他在生活上绝对谈不上奢靡。
八月末，张俪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到了鼓楼大街，她欣喜若狂。为了庆祝老婆考上大学，成为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余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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