拭一只青瓷盏——盏沿有道细纹，是三年前打翻的，至今未换。
柳砚没说话，只从怀中取出一封信。
信封素白，无火漆，无署名，只在右下角用极细的狼毫点了一滴墨，形如泪痣。
老者抬眼，浑浊瞳仁里映出那滴墨，忽而一颤。
他放下瓷盏，接过信，手指在信封边缘轻轻一捻，便知纸是建康南郊“澄心坊”特制的蚕茧纸，厚薄匀如蝉翼，韧而不脆——此纸向来只供枢密院密奏与钦天监星图摹本。
他拆信，展纸，目光扫过第一行字，便停住。
不是因内容惊骇。
而是因字迹。
那字是卫渊亲书。
不是公文体，不是奏章格，甚至不是他平日题壁时那种疏狂飞白，而是一种极克制的、近乎匠人刻碑的楷——横平竖直，钩挑藏锋，每一笔都像用游标卡尺量过。
可偏偏，在“白鹭仓”三字末笔，那一点收得极重，墨色浓得发亮，仿佛写至此处，手腕曾剧烈震颤过一次。
老者读完，将信纸翻转，对着窗外透入的微光——纸背隐约浮出水印：一枚齿轮轮廓，齿数十二，中心嵌着极小的“癸亥”二字。
他缓缓合上信纸，放入袖中，再抬眼时，声音沙哑如砂石相磨：“他记不得李瑶了。”
柳砚没应，只从腰间解下一枚铜牌，轻轻搁在柜台上。
铜牌背面，刻着一行蝇头小楷：“建康西市·永昌元年春·卖身契撕毁现场·见证人：柳砚”。
老者盯着那行字，良久，才伸手，将铜牌翻过正面——上面铸着“太学贡生·柳氏砚”七字，字迹已被摩挲得模糊不清，唯独“砚”字右下那一点，深陷如凿。
他忽然笑了，笑得肩头耸动，像一截朽木在风里咯吱作响。
“他烧过三次草图。”老者说，“第一次画的是李瑶在西市茶寮掀帘时的侧影，眉梢扬着，手里拎着一盏走马灯；第二次画的是她蹲在户部库房门槛上啃胡饼，油星沾在鼻尖；第三次……画的是她站在建康宫变那夜的火光里，把一卷《均田令》残册塞进他怀里，说‘你若活下来，就替我把它念给天下听’。”
柳砚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被风雪吞没：“第三次，他画错了她的左耳垂。”
老者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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