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马扎德点头：“这个索雷尔写的是什么？酒馆笔记？战地通讯？还是旅行随笔？”
于勒·西蒙更严厉：“这是逃避。面对国家的耻辱，他写的不是反思，不是奋进，而是一群人的堕落。
这些人为什么不思考法国？为什么不谈责任？为什么只喝酒、谈女人、到处游荡？”
这时路易·德·洛梅尼开口了，他已经八十岁了，经历过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现在是第三共和国。
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很慢：“我读了，我也不喜欢。这小说的笔调太冷，描写太空白，没有抚慰我的精神。
但我却忘不掉里面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他看着其他人：“我儿子就是这样的。1870年他二十岁，上了前线。幸好没受伤，活着回来了，但他变了。
以前他热情，有理想，想当个律师，想服务国家。现在他没工作，没结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馆坐到深夜。
我问他将来怎么办，他说‘不知道’。我问他想要什么，他说‘不知道’。”
说到这里，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有些颤抖：“我骂过他，劝过他，帮他找过工作，但是都没用。
他就是坐在那里，看着，等着，但不知道等什么。这小说写的就是我儿子。不是故事，不是情节，就是那种状态——
坐在那里，看着，等着，但不知道等什么。”
埃内斯特·勒南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路易·德·洛梅尼站了起来：“我不喜欢这小说，它让我难受。但它说的是真话！真话不一定好听，但它是真话。”
说完，他慢慢走出休息室，剩下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后，埃内斯特·勒南低声说：“也许我们老了。”
“什么意思？”
“我们期待看到的是战败、耻辱、复仇的意志、国家的重生。就像索雷尔自己在《米隆老爹》里写的那样。
但我们忘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有些人卡住了，停在耻辱那里，走不到复仇，更走不到重生。
他们就卡在那儿。”
这个总结，引发了更漫长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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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的读者来信开始发生变化，变得简短，但更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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