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拒绝索雷尔，我只说政府该不该给出适当的理由。
一个拒绝解释的自由政府，和一个拒绝解释的独裁政权，区别在哪里？”
助理编辑犹豫了一下：“这么写会不会太尖锐？”
斯科特笑了：“尖锐？法国人都把刀架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担心尖锐？”
第二天，《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出来了。
文章没提索雷尔的名字，只说“最近一位外国作家被拒入境”的事，但所有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文章写得克制，但问题问得刁钻：
【如果一个决定无需解释，那么谁能保证这个决定是公正的？
如果连解释的义务都没有，那么权力和专断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常说俄国是专制国家，因为沙皇的警察可以随意抓人而不必说明理由。
那么，我们的海关官员可以随意拒绝外国公民入境时，我们和俄国区别何在？】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
【自由不应该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应该一套可供所有人检验的程序。
现在，程序被我们的官僚装进了箱子里！】
这篇社论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每日新闻》转载了核心段落，加了编者按：
【我们同意《曼彻斯特卫报》的观点。问题不在于谁被拒绝了，而在于拒绝的方式。】
《帕尔马尔公报》更直接：
【政府有权说不，但必须说清楚为什么。沉默不是权力，是怯懦！】
自由派报纸开始形成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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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街10号，首相格莱斯顿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
秘书送来一叠剪报，都是今天各报的评论。
格莱斯顿快速翻看，越看脸色越沉。
他把剪报推到内政部长哈考特面前：“你的‘舆论冷却’策略好像不太管用。”
哈考特额头冒汗：“这只是自由派报纸在闹。保守派媒体还是支持我们的。”
格莱斯顿抽出一份《泰晤士报》：“支持？你看看吧，通篇都在打官腔，一句硬话不敢说。这叫支持？这叫应付！”
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现在问题升级了。不再是‘该不该拒绝索雷尔’，而是‘英国还算不算法治国家’。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分量吗？”
作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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