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议院里静得可怕，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这位七十三岁的老政客站在发言席后，双手扶着讲台边缘，背挺得笔直，一段精妙绝伦的答辞从他口中流淌而出：
“我们是否‘还能看到’某一位作家的作品，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肯定或否定来回答的问题，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前提
——某部文学作品的流通，可以被政府确认或否认。但是在大英帝国，文学从来不是被‘允许’才能出现的。
它只是出现，或者不出现。而当它不出现时，我们也必须格外谨慎，不要急于为这种不出现寻找一个统一的解释。”
议厅里已经有人开始皱眉，但他的话还在继续——
“如果某位作家的作品目前没有出现在英国的报纸上，这可能源于多种因素，有时候仅仅是时间尚未成熟。
将这些复杂的原因，简化为一种由政府造成的‘结果’，我认为既不公平，也不准确。至于未来——
未来的问题，向来不适合由政府作出承诺。因为一旦政府开始对未来发表确定的意见，它必须对某些结果负责。
而这正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避免的事情。因此，我无法告诉任何一位英国公民——
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在未来是否会、或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报纸上。
不是因为我不敢承诺，而是因为政府不需要知道，也不应当知道这些事情。”
最后，这位首相露出了“慈祥”的表情——
“如果有一天，英国读者在早餐桌前重新读到了那位作家的新作，那当然可以把这视为文学的胜利；
而如果没有，我也不认为这构成了任何形式的失败，更不意味着这位作家的出版自由被剥夺了。”
议厅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首相格莱斯顿没有直接回答“能”或“不能”，但所有人都听懂了弦外之音——他和内阁不会为这件事负任何责任！
约瑟夫·劳伦斯张了张嘴，还想再问。但议长敲了敲锤子：“时间到了。下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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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唐宁街10号。
首相格莱斯顿和内政大臣哈考特相对而坐。
“哈考特。”
“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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