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版车间。工人们会把新版内容重新对报纸进行排版，用特制的纸张印刷出来。
接下来就是做旧——先用烟熏黄纸边；再用砂纸打磨，模仿油墨褪色效果；然后再轻揉一遍，看来要像真被翻阅过才行。
最近这批“新古董”会送到大英图书馆、牛津博德利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世界上每一个存有这些旧报的图书馆，替换掉原来的存档。
从今往后，任何人查阅1881年1月22日的《泰晤士报》，只会看到修订后的版本。
他们会读到：“我军在梅朱巴山达成阶段性目标后，在付出了少量英勇牺牲后，主动转进至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为和平谈判创造空间。”
他们会相信，历史的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温斯顿改完这一份，从文件篮里拿出下一份。这份上有一篇1880年关于爱尔兰土地改革的社论，语气“过于同情佃农，无视了帝国的关怀与付出”，需要调整。
他拿起笔，又开始工作。】
第七代马尔博罗公爵伦道夫·丘吉尔放下手中的《1984》，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读过的那些政治哲学，洛克，柏克，密尔，他们都相信制度，相信理性，相信文明会导向自由。
但《1984》描绘的，是一个把制度和理性用到极致的世界——结果却是自由意志的彻底死亡。
这不是野蛮的胜利，这是文明的胜利。太文明了，文明到让人窒息。
现在正是俱乐部的早餐时间，但这里却比平时安静。
往常这时候，绅士们会互相打招呼，聊几句政治，抱怨一下天气。
但今天，大部分人只是低头看报，或者小声交谈。
他抬起头对坐在对面的老友亨利·梅休说：“你怎么看？”
梅休以前是殖民地部的官员，在印度干了三十年，去年刚退休。
他放下手里的《1984》，推了推眼镜：“写得挺准。”
伦道夫·丘吉尔挑起眉毛：“准？”
梅休喝了口茶：“修改历史那段。我在印度的时候，每年都要往伦敦送报告。
有些事不能那么写。得换个说法。不是撒谎，是‘调整重点’。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部落暴乱，我们平叛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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