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讲述‘詹姆斯·邦德先生’如何帮助过他们。而这些被采访者——”
他走到陪审团席前，一张一张地展示剪报：“都在今天的被告席上。”
陪审团里有人凑近看了看，虽然看不清具体的内容，但又粗又黑的标题说明一切。
福斯特继续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采访不是记者偶然遇到的。根据记者证词——包括《帕尔默报》记者托马斯·韦伯的书面陈述——
是这些人主动联系报社，要求讲述‘邦德先生’的故事。有时甚至是两三人结伴前往。”
他转向被告席，目光落在肖恩·奥马拉身上：“尤其是这位，肖恩·奥马拉。白教堂码头的卸货工。
根据证词，他至少三次主动找到不同报社，不仅讲述自己的经历，还鼓动其他工友一起去。
他曾经对记者说，‘你们应该写写邦德先生，他才是真正帮我们的人。’”
肖恩·奥马拉的脸涨红了。他想说话，旁边的老吉米拉了他一下，才忍了下来。
福斯特走回控方席，又拿起一叠纸：“这些是警方在逮捕后取得的口供。在这些口供中，被告们承认了他们赞美莱昂纳尔·索雷尔——或者他们口中的‘邦德先生’。
他们也承认，他们读过或听过《加勒比海盗》的故事，并且喜欢其中‘杰克船长戏耍海军老爷’的情节。有些人甚至表示，《1984》里写的‘有些道理’。”
他顿了顿，看向陪审团：“先生们，请想一想。一群平民，频繁接触外国煽动者的作品，公开赞扬他，主动联系媒体传播他的‘善举’，并且在私下讨论中认可他对帝国的批判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陪审团里有人皱起眉，有人相互对视，显然觉得颇有道理。
福斯特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不。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活动。莱昂纳尔·索雷尔用廉价的善意——代写信件——收买人心，建立个人影响力。
然后，通过这些被他感召的‘追随者’，在平民中传播他的思想，让人们质疑帝国的统治，怀疑政府的操守，削弱他们对帝国和君主的忠诚。
如果这不是‘煽动’，什么是‘煽动’？如果这不是‘组织’，什么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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