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奴隶工作制是行不通的。而采用相对温和的强征雇工制则较为适宜：虽然是强行征用，但其劳动却是按劳付酬的。甚至按照劳动技巧和贡献的不同，所付报酬也不一样。这样，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建设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也能让这些巨大的工程能够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巴比伦帝国能够在短短的八十年生存期里，创造出如此人间奇迹的奥秘之一。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任何历史与考古资料，能够证明这些伟大工程是奴隶劳动成果的原因。
尽管如此，与故土的分离和主权的丧失，使巴比伦的犹太人，精神生活极为苦闷。一方面，焚毁家园激起的怒火还燃烧在他们心头，曾经的物质拥有变成一穷二白的从头开始，让他们对被剥夺的耻辱挥之不去;另一方面，他们从曾是上帝优先民族的自豪感的突然丧失中还未能恢复，又马上成为失去主权的少数民族，被抛到了众多外邦异族的环境之中，那扑面而来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异邦文化所产生的疏离和隔阂感，使这群犹太精英更感挫折;而囚虏身份的来历，又像揭不掉的疮疤，时常刺痛着他们的自尊。这些满含悲怆和忧伤的心情从《旧约.圣经》的《诗篇》中悲愤地流出：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主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为了排解这种被命运抛离的凄凉情感，为了驱散这种被民族苦难所缠绕的孤寂心情，巴比伦的犹太人比在祖国时更多地相聚在一起，他们或者集体地追忆故乡，或者群议和学习摩西的律法。不久后，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也就是这种自发而自然的行为，成为犹太教和世界宗教历史上最重大事件诞生的先导。
不过，与精神的痛苦相对照，巴比伦犹太人的物质生活的重新建立似乎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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