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固然危险，但毕竟是为国效力。詹长麟立即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
从此詹长麟就成了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代号65，化名“袁露”。每月可领得10元薪金。
詹长麟从此潜伏了下来。
作为日本总领事的仆从，詹长麟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总领事的来往信件和绝密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甚至包括总领事的一举一动，他都默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每天从总领馆回到家后，詹长麟用明矾水在白纸上记下当日获取的情报，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
每碰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詹长麟就悄悄带回家，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抄录，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他做了个假邮戳，盖在信封上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没露出过破绽。
詹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成为詹传递情报的秘密联络点，而他的母亲也成为传递情报的联络员，每天把他写成的情报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也会从关公像后面，取出上级给他的指令，带回去交给他。
这样的“间谍”工作每日都要冒着极大风险。
一个中午，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在休息，散步的散步，打球的打球，詹长麟就悄悄进了总领事的房间。他先翻了翻废纸篓，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突然，门外的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詹长麟一惊，忙关了抽屉，装模作样地拿抹布擦桌子。进来的是副领事，他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生了疑心，“咚咚咚”走过来，眼露凶光，逼视着詹长麟。“啪”的一声，一个重重的耳光落在詹的脸上。詹又惊又怒，咬了咬牙，直挺着没动。副领事没抓到什么把柄，怒冲冲转身离去。詹长麟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这之后的很多天，詹长麟表面上像没事人一样，内心却紧张不已，此后他行事更加小心谨慎。
1936年2月起，詹长麟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本总领事馆当仆役，兄弟俩成了“同志”，都效力抗日，收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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