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脸上总带些笑容。她说话不多，或者说，她常常是沉默的，如果没有别人主动跟她说话，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小时候，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她的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她这副模样常使我怀疑她是不是在窗外天空或者墙上字画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关于她的身世、来历，从我小时候一直到在东北和她分开，她从来没有说过。直到我特赦之后，访问了她的继子，才知道了这个用奶汁喂大了我这“大清皇帝”的人，经受过“大清朝”的什么样的苦难和屈辱。
她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那时她有父亲母亲，一个大她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十六年)，直隶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次水灾在李鸿章的奏折里有过这样的描述。讵自二十九日起至六月初六日，大雨狂风，连宵达旦，山水奔腾而上，势若建瓴，各河盛涨，惊涛骇浪，高过堤颠。永定河两岸并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多口，上下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有平地水深二丈余者。庐舍民田，尽成泽国，人口牲畜，淹毙颇多，满目秋禾，悉遭漂没，实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民间庐舍，本多用土砌筑，雨淋日久，酥裂不堪，一经灌入洪涛，无不墙倾屋圯，小民或倚树营巢，呼船渡救，或挈家登陆，迁避无方，颠沛流离，凄惨万状，几于目不忍睹，耳不忍闻。
在逃难的路上，她的父亲几次想把她扔掉，几次又被放回了父亲挑的破筐担里。这一担挑子的另一头是破烂衣被，是全家仅有的财产，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她后来对她的继子提起这次几乎被弃的厄运，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狠心的话，只是反复地说她的父亲已经早饿得挑不动了，因为一路上要不到什么吃的，能碰见的人都和他们差不多。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好不容易地熬到了北京。他们到北京的目的是投奔在北京当太监的一位本家，可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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